在“走出去”战略和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与新体制的指导和激励下，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长足发展。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1-9月达到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在此背景下，以产业升级为导向，如何进一步发挥大国优势，更加科学和合理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就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双向并进：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决定的产业选择方向均衡策略
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与其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密切相关。我国以促进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该遵循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普遍规律，同时还应该与我国产业发展的水平、阶段性特征及产业升级的方向相吻合。我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我国产业升级应该遵循价值升级和结构优化两个方向。与此相对应，以促进产业升级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也应该分为“向上”和“向下”两个不同的方向，即一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进行投资，以带动我国产业价值升级；二是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向全球价值链低端进行投资，将我国过剩产能和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产业结构层次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将国内资源集中于优势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产业体系齐备、产业规模庞大和产业升级动力多元化的现实，“向上”和“向下”任何一个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不足以单独承担促进产业升级的任务，只有两个方向均衡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和价值升级。要达到这一目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改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除了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按照逆向突破的思路，选择相对优势产业向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接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前沿思想、高端人才、管理理念，经过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转化为我国固有的竞争优势，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工业制成品家电为例，我国在彩电、冰箱、空调等领域已经形成从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到品牌营销的综合竞争能力，在以成熟技术为依托的加工制造劳动密集环节，依靠传统优势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在研发和营销方面也逐步获得突破，有些领域的技术取得领先地位，有些产品建立起全球研发和营销网络，逐步积累了进行全球竞争的技术实力和综合优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重要目标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除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先导产业、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外，还应参照国外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下”转移在我国已经或者即将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产业，特别是转移过剩产能，以促进国内产业的优化组合。在“向下”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世界不同国家之间产业分布特点和产业级差客观存在则提供了现实条件。
基于这一事实，我国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当对国内边际产业和过剩产能进行梳理，研究世界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特征，寻求与我国产业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或者较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双方产业契合度，选取在我国失去竞争优势而在其它地区仍然具有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实现产业跨国梯度转移。一方面通过运用比国内低廉的东道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使“走出去”的产业继续延续低成本竞争优势而创造利润，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另一方面“腾笼换鸟”，将现有要素集中于优势产业，为优势产业发展释放更多资源和空间，不断提高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二、渐进突破：发展中国家经济属性决定的产业选择次序均衡策略
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以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都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所采取的产业战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点密不可分。在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尚不具备高端产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但也不能停留在边际产业和过剩产能对外投资的水平，而要选择具有优势的产业作为突破口开展对外投资，形成大部分低端产业和小部分高端产业均衡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形成整体平稳推进与个别适度突破相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在“渐进”与“突破”的均衡中积累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渐次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层次，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水平提高，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史上，美国和日本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投资产业都是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出发进行选择的，在投资产业选择次序的层级演进中总体符合渐进突破规律。对这一规律进行研究、把握和借鉴，有助于科学确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策略。
19世纪6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萌芽，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海外资源和原材料为主，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以初级产品和为初级产品服务的公共基础部门为主。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全面确立在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进而凭借这种地位实行大规模对外资本扩张战略，对外资本输出逐年增长，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垄断厂商利用各种特殊有利的条件，加紧对外进行资本输出，1940-1945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由70亿美元增至84亿美元；这一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显示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点，在继续关注初级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高级化趋势更为明显。二战后的1945-2000年间，在美国本土先后发生了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以现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迅速加快，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变革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输出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率超过9%，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其它发达国家；与此相适应，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呈现迅猛增加趋势，目前已经超过70%。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总是根据整体经济水平和产业发展特点进行的。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不同，作为资源极度短缺、国内市场非常狭小的后起发达国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获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开始，走出了一条“赶超型”对外直接投资之路，以边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成为其显著特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真正发展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二战后，日本实行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国民经济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为满足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能源和自然资源为主。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由此进入成长发展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不断攀升，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进行制造业等边际产业的跨国转移，成为当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日本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在科技、经济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以家电、汽车等先进制造业跨国转移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转移迅速兴起，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呈现新特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破裂、增速减缓、而后调整复苏的发展轨迹，近十年来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与此相应，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发生新的变化，在继续保持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同时，金融保险业、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投资份额迅速扩大，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格局。由此可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遵循了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初级产品对外投资-以制造业为主的边际产业转移-服务业对外投资的渐进路径。
作为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演化的一般规律，因此，这一规律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行经验。考察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及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渐进式模式，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该遵循的模式。
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考察，初级产品部门、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产业。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得以跨越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工业生产能力，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同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已积累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为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但是，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通行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指标来判断，除了东部部分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更为落后。为达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发展经济将是我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规模庞大的经济建设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加之国内资源能源的限制，获取资源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另外，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第二产业占很大比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产业结构现状下，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征的粗放生产方式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观，这种产业发展水平和产品结构水平决定了，我国尚不具备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目标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当采取逆向突破的战略，逐步增加学习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近二十年来，由于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主题，特别是2013年初，国家提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目标，而产业升级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托，这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带来深刻影响。在产业升级的两个层面中，从价值链角度来看，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面临着向高端环节攀升的任务，增强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发展内动力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核心环节，为此，有必要发展学习型和技术获取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从产业升级的另一个层面产业结构优化来看，以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也应当遵循渐进式策略。在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的目前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第二产业的主体，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较小，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比例失调，与后者相比，前者所占比重仍然偏高；在这一产业结构水平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应首先从对外投资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以及具备进行跨国产业转移条件的边际产业入手，在国内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的过程中，相应地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水平，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产业结构结构新提升。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方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就决定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不能走盲目突进的路子，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进行高端产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也不能长期维持在低端产业水平，而要遵循渐进的发展模式，在坚持初级产品以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适时进行重点领域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投资的突破，稳妥地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
三、多维协同：大国经济不平衡特点决定的产业选择宏观均衡策略
在以国内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中，产业选择的方向与次序属于微观层面，旨在从产业本身入手，侧重从产业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而从国家层面来说，由于大国经济不平衡状况的客观存在，产业升级除了包含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还包含产业发展区域协调等诸多因素，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也包含更为复杂和多样性的内容。因此，从国家整体来度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策略，还应该包含宏观协调的因素，为达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次序均衡提供保障，并协调与产业选择相关的其他重要因素，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从这一分析出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宏观均衡，其重点内容可以用多维协同来概括，即政府规制与市场力量协同、产业选择与区域发展协同、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协同。
第一个维度，政府规制与市场力量协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政府规制与市场力量协同，实质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层面政府调控与微观层面企业利益之间的协调。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实施的微观主体是单个企业，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必须按照国际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规律来进行，这是市场规律本身决定的，也是企业自身利益所驱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力量。问题在于，获取投资利益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以单纯的企业行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很难兼顾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要求。从国家角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般有着多元化目标，除了获取投资利益，还要兼顾产业升级和国家经济战略、政治战略等多方面因素。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存在着企业目标和国家产业升级目标、微观经济利益和长远综合利益之间的矛盾，需要国家以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的方式，从宏观角度进行统筹协调各产业、行业、地区甚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实现微观经济利益的同时，达到促进国家产业升级的宏观目的。而寻找政府规制与市场力量协同的平衡点，是政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第二个维度，产业选择与区域发展协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区域间产业布局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国家整体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促进区域产业的平衡发展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价值链理论表明，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根据我国大国经济特征构建国内价值链，首先实现单个产业价值链升级，进而通过产业关联带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与区域发展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其本质是根据国家产业升级总体框架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这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合理确定发达地区也即我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并通过国内价值链向不发达地区进行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带动不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第二层含义是，合理确定不发达地区也即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直接融入全球价值链，以自身力量实现产业升级。在两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在以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中，选择地区主导产业是一重要思路，所谓主导产业，是指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该类产业总规模在区域经济中占较大比重，拥有较先进的技术，产业关联能力强，有利于带动本区域及其它地区产业升级，实现国家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第三个维度，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协同。在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既有产业选择的问题，也有区位选择的问题，二者是不可割裂的。在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确定投资产业之后，将这些产业投向世界什么地区就成为关键问题，因为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和产业特点，与我国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也不相同，只有通盘考虑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首先，区位是承载投资产业的主体，区位选择对产业选择有重要影响，两者存在自然包含的关系。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向上，不同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下游进行投资的行为中，实际包含了区位选择的因素，如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进行投资的产业，必然投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这些环节往往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这些产业投资必然要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对外转移相对劣势产业和过剩产能，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国家或地区，这是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不可分割的又一个方面。其次，区位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效益、获得扩张的重要条件。东道国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禀赋、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了一国具有适合特定产业发展的条件。当这些综合因素与投资产业具有耦合关系，或者说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投资国的比较优势具有较高契合度时，投资产业才会在当地获得发展和扩张，这一性质决定了特定东道国适合接受特点投资产业。同样的产业，投资某些地区会获得发展，投资另外一些地区则不会获得发展甚至遭遇损失。在以国内产业升级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只有投资产业在东道国成功获得发展和扩张，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将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统筹考虑以达到二者的协调，是产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来源：《新视野》2015年第1期